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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低端人口的低端思维,会让社会陷入发展陷阱

发布时间::2017-11-26
近日,大量外来打工者被迫离京,基本为所谓低端人口。

    本文高端低端人口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引用,并非认同这样的区分,这多少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所谓低端人口称呼与疏解政策,明显违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危害社会的价值共识底线。严格而言,(城市)底层这样一个社会学名词是更为合适的中性表述。本文试图追问,所谓“低端人口”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以及驱逐“低端人口”的低端思维所导致的后果。

    疏解低端人口,根本上源于对个体权利的漠视

    虽然北上广等大城市强力推行人口疏解,希望通过一定政策,将高收入人口留下,但人们仍然努力试图涌入这些城市。这种计划式的人口疏解,无疑是极为粗陋的,因为,驱逐所谓“低端人口”的低端思维,最终让大城市——长期而言,乃至整个社会——陷入发展陷阱。这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城市服务业成本大幅并持续增加,最终让留下来的所谓高端人员不堪重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北京,月薪8000元也不一定请到一个好保姆,原因在于供不应求。

    国外著名的大城市,每一个所谓精英,一般会配套两个相对上层的人员(律师和医生)和两个相对底层的人员(司机和保姆),上层与中下层比例约3:2。在中国的大城市,私人律师和医生还未普遍,总体而言,所谓高低端人口比例大概是1:1,各占一半。只有如此,一个城市才能相对健康持续发展。

    当初,需要人口集聚效应或规模效益,粗放式发展。如今,需要控制人口,一纸对低端人口的禁令。这样的政策,表面上看是源于归因错误。交通拥堵,空气水等环境污染,归因于“低端人口”。“低端人口”一般多坐公交,高端人士则多开车,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多是后者所赐予。这样近乎常识的东西,之所以被绝大多数人忽略,或许就在于社会主流话语权更多掌握在高端人士手中。

    深一步而言,是对市场经济或力量认识不足。世界性的大城市如纽约巴黎,其核心区人口仍保持上升趋势,但运转良好,人口结构基本合理,根本在于这些城市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产业结构的市场调整来拉动相关人口在城市周边形成相应的城市功能区划,让市场在调配人口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人们权衡利弊,自由来去。国内的大城市,多是摊大饼式发展,缺乏整体系统性的长远规划,单位面积产值普遍不高,产业不合理,人口集中而效能低下。人口的控制多是计划性政策,而非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结果肯定是恶性循环。

    根本上而言,是源于对个人权利的漠视。这种漠视在某些大城市政策制定者那里,或许是无意识的,长期的,理所当然的。笔者不止一次听到这些有影响力的专家们的高见,比如如果大多数人都能买起房,不堵车,空气好,不是更多人留下来了吗?为了控制人口,高房价,高物价,堵车,雾霾等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要大城市长期持续地不宜居。因而,所谓走城市友好型发展之路,既对本地户籍的人友好,还对流动人口友好——比如所谓北京欢迎你——完全就是一句空洞口号。这样的理念与城市治理政策当然是一脉相承的,恶念生恶果。这种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的城市治理观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每一个(曾经,当下与将来)置身其中的人都活得不像人,缺乏人之为人的尊严。难道纯粹为了控制人口,我们短暂的一生就非得与堵车,空气水等污染为伴吗?

    什么是人呢?人并非一般动物,而是拥有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权利的主体。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愿意居住与生活的地方,追求自由与幸福是人天生的权利与本能。拥有更多资源的大城市,人人向而往之,自然而然。一个好的城市,应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让人们权衡利弊,自行去留,并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一视同仁或均等化地对待所有置身其中的人。如此,才能在资源、人口与利益的持续调整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只要人们愿意,并且能够生存下来,就可以选择在此生活,而非被强制地驱逐。比如说关闭或拆除地下室和简陋出租房,道出的理由却是光明正大还一片仁慈之心:“这样的地方,比猪圈还差,人怎么能够住这里呢?”因而,国内大城市绝不会像一些世界著名大城市一样,默认甚至支持城市贫民窟的建造。国人讲究面子或颜面而忽视里子,不止是个人层面的。

    因为长期的底层调研,笔者与不少底层工作者包括流浪者——就算是流浪,也是人的基本权利——有接触,他们有些人住在阴暗不见阳光,空气流通不畅,共用卫生条件不佳的厕所和洗漱间的狭窄地下室里,出门走到地上,眼前就是高档的摩天楼,回到家乡,却拼命掩饰生活在地下的处境,以换来父母家人邻里羡慕的目光。他们不回去,或许那是因为相对而言,他们仍然有着所谓的理想或希望,忍受暂时的卑微,以时间换发展空间。又或许只是两害相存取其轻。

    疏解低端人口,促使阶层进一步固化,贫富差距更大

    在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中,有些是中年人,基本是社会的底层,因为年纪、学识等因素,他们不太可能改变命运。有些是青年人,他们的父母基本同样是底层。笔者不妨将这类年轻人称为“低收入青年群体”,笔者多年来重点对其中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进行调研和研究。这一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如果在大城市无法立足,对学历严格要求的大城市更容不下其他学历低的人员,所谓越“低端”,越艰难。这一群体主要是外来务工青年,没有所在大城市户籍。

    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他们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总体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较低。

    笔者曾经思考过,这一群体是否是继中国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的概念。“弱势”表明处境不占优势,并且缺乏改变其境遇的条件,通常也被翻译为“弱者”。同我国三大弱势群体一样,这一群体具有很强的同质性、集中性和群体性。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不占优势,但其也有明显不同于其他三大弱势群体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三大弱势群体大部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贫困处境的。比如下岗工人,即使再就业,也最有可能是在收入最低端的部门工作,而低工资的职员比起高工资的职员更有可能经受下岗。农民和农民工因着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的体制性排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短期内摆脱弱势处境更是不切实际。

    很明显的特征,这一群体均为年轻人。一般而言,年轻人在最初的工作中处于相对较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其正常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收入和待遇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处境是否只是短暂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自己努力就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呢?或说我们的社会是否为他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公正通畅的渠道呢?

    根据调查显示,这一群体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其中有相当部分与三大弱势群体身份重合)。同时,从就读学校质量来看,也存在较大的偏向性,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总体上呈现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让我们从更为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来探讨弱势群体或底层(“低端人口”)的问题。

    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市场)造就的贫富分化,可通过次级机制(再分配)弥补。但中国改革的路径似乎具有单向度的特征,基本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触动较少。由于法治和相关制度的保障和调节力度不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贫富分化却在同一方向上起“共谋”作用。根据孙立平等人的研究,这促使中国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主要为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形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

    如前所述,下岗职工即使再就业,也最可能从事收入最低端的工作。对于农民和农民工,体制性排斥更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产品的分配,以及政治和教育、文化权利,都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它们的“分配”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及地区差距。据统计,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国际警戒线0.4。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限制过多。这些对出身低微、无法享受平等公民待遇的农民、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群体”中的相当部分父母为农民和农民工)无疑雪上加霜。

    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具有影响力,拥有话语权的强势群体,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予弱势群体,但由于公众参与或民主因素的不足,反而促使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不断得到强化和牢固,同时也注定了弱势群体的受控地位。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新世纪以来,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这可算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显性财富掠夺。而住房、医疗、教育的费用大幅度提高,构成了群体间事实上的隐性掠夺。

    如此,由于资金投资、消费再生产等高门槛因素,穷人进入富人的渠道几乎被堵死。加上资本的循环累积效应,拥有财富和特权的富人继续富裕,并且越来越富裕,而穷人依然是穷人,富人区与穷人区(如简陋出租房、地下室等)显得泾渭分明,恍若两个平行的世界,各行其是。目前欧美日奢华品牌需求普遍萎缩,中国奢华品市场却依然向好,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25%,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富人的财富合法性却一直备受公众质疑,尤其是垄断行业的高管们,即使亏损还拿高薪。据前些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其中对问题“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回答,仅有5.3%的答案是“有很多”。

    当然,社会的世袭与继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它只要与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保持大体的均衡,就能抵制贫富过大,保持社会的和谐。

    谈起社会流动,教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一个学生,不问背景,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学而优则仕)。这体现了教育的积极作用。

    当今中国,“背景决定过程和出路”现象凸显。城乡之间,大小城市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差异是共知的。有钱人子女可以就读更好的学校和接受更好的教育,并会得到照顾,某市就曾经规定民营企业前100名纳税大户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谈不上择校和请家教等权利,并且由于父母的学历和教育水平较低,相对而言,无力承担起辅导子女学习的责任。两者的差距最终在高考分数上见分晓。很明显,父辈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优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本科等较高学历,而弱势阶层子女更多的获得专科等较低学历。

    贫困家庭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一步步被迫沦为所谓“低端人口”,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

    如此,家庭背景的差异,被转化成受教育质量和考试成绩的差别,或继续求学与辍学打工的不同,继而就是就业机会、收入与社会地位的相异,最终,是无奈复制“低端”父辈命运并被驱逐出大城市的“低端”青年和幸存于大城市中享受较多资源的“高端人口”之别。那些被迫离开大城市的低端青年,在更讲究人情与关系的家乡或小城市,注定更加艰难,前景暗淡。他们的下一代,也注定凶多吉少,越发“低端”。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阶层进一步固化,贫富差距进一步增大,底层更加绝望,社会由此陷入恶性循环。

    谨防“底层”的代际传递

    当下,“富二代”成为讨论热点,而对“贫二代”的研究却杯水车薪。一个城市是否有未来,根本上在于其中的年轻人是否有未来有希望。“低端青年”往往对“低端”父母隐瞒了自己真实的生存境况,忍受着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回不去扎不下”的他们在父母的眼里,“到了北京,就是北京人了,面上就有光了”,这其实寄托了弱势的父辈们想要改变命运复制的期待。“低端青年”们还渴望,“我可以很苦,但是我的孩子不能这么苦,我要靠我的奋斗让我的孩子以后有好的出路(不至于还是低端人口)”。在各种力量的集体围歼下,他们单薄的肩头能否承担得起上一代的期望和下一代的幸福呢?

    如果一个所谓的低端青年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但现实却一再“告知”这是异想天开,久而久之,他们是否就会黯然接受现实,从而几乎不对社会和未来抱有任何奢望呢?就如一只老鼠被关在笼子里,经过很多次挣扎都无法逃离。最后,即使打开门,它也不懂得逃离了,它已习惯了“无助”。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让人们随着提升的期望值得到落实,相对贫困往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或挫折感在不少“低端人口”身上都有明显表现。若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待以时日,也会酿成严重的灾害。

    因而,我们必须警惕并及早采取相关措施来优化社会结构,改善他们的生存境况。而非不合时宜地落井下石,以疏解人口为名,擅自定义所谓低端人口,让他们在社会急剧的转型浪潮中,无所归依,失去最后的尊严。最后,必然是全社会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毕竟,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